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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重构社会组织的考古学探索

发布时间:2019-09-04 04:46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两合组织’[12]这一术语迄今指的是一种经常见于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的社会类型,其特点为社会共同体———无论它们是部落、氏族或村落———分为两个偶族,其各自的成员之间有着从最亲密的合作至暗中敌视的各种关系,而通常都兼有这两种行为类型。”[13]两合组织的村落有径分结构和同心结构两种基本类型[14],很多情况下两种类型并存,甚至存在着用此类型体现彼类型的倾向[15]。两合组织这一类呈现表面对称性的社会结构当比二分布局更为复杂,二元现象的表面形式,最好把它视为一些真实性质不同于二元现象,而且更复杂的结构的表面畸变[16]。

  两合组织为结构主义考古学研究提供事实依据。利奇在1973年就提出考古学将从功能主义转向结构主义[17]。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物质文化并不代表社会关系,但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观察社会关系的方法[18]。考古学家通过对房屋居址等遗迹的空间分布以及墓葬中人骨和随葬品的组合方式等等的物质遗存进行分类研究,才能揭示古人的分类思想,并进行结构主义的解释[19]。生产生活等活动产生的居址和墓地,其布局与环境与生存技术,家庭与亲属组织,阶级、宗教群体和族群,专门化,价值与取向、宇宙观等相关[20]。可以认为,结构主义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层面的研究路径。

  虽然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对重构古代人群社会组织有一定的优势,但使用起来无疑是有难度的,结构主义方法至今在考古研究中并未得到广泛采用。自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有一些书籍和文章对国外结构主义考古学研究做了概述[21]。但自80年始就有国内学者依据结构人类学理论方法,就中国的居址和墓地资料进行社会组织和认知领域的尝试与探索[22]。

  半坡文化姜寨聚落按功能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地。椭圆形的居住区呈径分结构和同心结构结合的布局,中心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仪式性质的广场墓地。广场的北、南、东、西侧分布着四组房屋群[23]。

  北组居民和南组居民使用的彩陶既有白头鱼纹和黑头鱼纹又有蛙纹,东组居民仅使用白头鱼纹彩陶器,西组居民仅使用黑头鱼纹彩陶器(图一)。居民的人群结构为黑头鱼+白头鱼、黑头鱼、白头鱼的三分结构,其中黑头鱼+白头鱼可由蛙替换。由陶器组合的复杂程度、饲养家畜的圈栏位置、动物骨骼的分布情况可知,南北组别的社会等级高于东西组别。姜寨人群用蛙和鱼的生物物种等级关系,比拟人群自身的社会等级关系。

  广场墓地绝大多数是分层埋葬的多人二次合葬。墓根据水器可以分为五组墓葬。不同的水器构成了对应关系(图二),而细颈壶是五组墓葬都使用的随葬品。分层埋葬比拟了社会分层;器物按区域摆放,对应居址布局,暗含着人群的分类。

  中心/外圈、墓地/居址、祭祀/生活、神圣/凡俗、蛙/鱼、黑/白的对应关系,都是同类模式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反映,这种逻辑关系就是一个“结构”。

  由此推知,姜寨人群是由北组/南组和东组/西组构成的两个层次的两合组织,彼此存在高低分层的现象。人群内部借用自然分类体现文化分类,按递归性的思维方式,在居址布局的规划和具体安排中,不断强化社会分层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