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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到制度: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发布时间:2019-09-03 16:32

  受“国家—社会”理论框架、治理理论等影响,传统高等教育治理研究以一种结构主义的理论姿态主导着研究进程。

  第四,理论议题的拓展。将制度引入进结构分析中,类似于“过程—事件”的方旨趣,旨在通过某一事件或过程去窥探整个社会结构。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向所要传达的是通过在某一项制度(包括其历史变迁与现实运作)、不同制度及其实践表现形态中去观察国家、大学等不同主体之间是如何互动的进而映射出的高等教育治理机制是什么。比如回顾一项制度的变迁史,我们了解的不仅仅是制度产生、发展、消退等变迁进程,更可以发现在制度所构造的场域中国家与大学等各主体之间是如何相遇、彼此间关系又是如何及其高等教育治理意涵,以及在实践中一项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相互渗透与合谋对国家高等教育治理机制的影响。例如:单位制下的政府大学关系与项目制下政府大学关系至少在形式上有重大差别;不同制度时期展现着政府对大学的不同态度、权力实践策略等,影响着高等教育场域中相关资本的重组与规则的重构。

  对“国家与社会”范式、治理理论的化约式借用,易割弃高等教育治理中本土性命题,有必要实现从关注治理结构到关注治理制度的转向,从高等教育治理的主体结构关系转向高等教育治理的制度及制度实践中所映射出的主体关系。而我们在此也并不是要摒弃对结构化的“国家—大学”关系等高等教育治理命题的讨论,而是力图在其中寻找中介桥梁,通过某项制度为理解“国家—大学”关系、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等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通过对治理制度的分析,获取高等教育治理的机制性解释空间。也就是说,对于高等教育治理这个主题,其问题意识不仅仅只包含国家与大学等主体间权力不对等式的结构性问题,更包括治理的机制性问题,由此使研究从抽象化走向具象化。

  在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也构造了一种以制度为中心的分析范式。例如,杜丽红在对近二三十年来近代中国“国家一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为突破已有研究,可引入“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具体联系的过程及其本质进行描述,特别是通过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一些特定的联结和转化来澄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借鉴新制度主义研究,以制度重构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国家和社会都视作不同结构和不同目的的组织,它们以制度为中介展开形式多样的互动[16]。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的探讨,都已将具体的治理制度机制作为分析对象,而不再局限于宏观结构的分析。恰如社会学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一样,他们的研究在当前都会在“过程—事件”中呈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贫困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如同李友梅在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指出的:对“抽象国家”观念进行解构,充分重视不同条线和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制度执行逻辑以及这些政府部门所面临的风险规避问题和激励设置问题等,进而不断超越“国家与社会”理论和“治理理论”等西方理论范式[17]。无论是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18],还是侯利文的“国家中的社会”[19],都启发我们在中观与微观的层面上、在制度实践中、在主体关系与过程事件的融合中,赋予国家大学关系研究、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研究具象化、日常化的转向,并在这种具象化、日常化的研究中发现具体的问题。

  这种范式的转换在社会学中体现为“过程—事件”与“制度—生活”的范式,在学中则是“社会中的国家”(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的范式。在制度规则中,我们塑造了政府与大学内涵的双重维度,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了他们一个动态的内涵构造,从实体组织转换为动态构成。高等教育治理中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也是一种在制度场景中所孕育的“实践关系”,它并非强调国家与大学间的强弱之别,而是彼此间相互作用、相互构成,凸显国家与大学关系的具象化。因此,在国家与大学之间加入制度这一元素,为先在的宏观抽象的想象注入了具象的实践维度,在具体制度中加入了中国本土元素,从而为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奠定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前奏。

  整体而言,通过对制度中主体互动的过程来探究制度及相关宏观层次的问题属于一种“微观社会学”的研究进路。这样一种进路有利于我们观察出大部分社会事实,发现“整个社会大厦”[20]。我们需要在国家(政府)与大学这两个结构主体之间搭建一个桥梁——制度,以制度重审政府与大学关系等高等教育治理中的系列命题。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制度及其变迁、运作过程中窥探高等教育治理的诸项议题;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治理的诸项议题中发现高等教育制度所具备的跨学科意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探知,是国家、大学以及大学教师等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无意识地推动着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与发展,从而塑造着制度的存在形态与“溢出其原初内涵”的内涵发展样态。行动者在具体制度中的微观互动及相关的“过程—事件”中都促成了宏观上的制度变迁。因而,我们需要了解国家、大学、大学教师等行动者是如何参与到制度变迁及其内涵溢出效应中的,进而把大学、大学教师等微观行动者纳入分析的中心,发现制度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困境以及如何破解的路径。

  本文强调从结构到制度的转向不在于完全忽视结构,而是希望通过对制度的关注,在具体的制度中发现问题并有序变革制度进而消解结构中的阻碍力量,因而结构在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制度范式中依然有效。李立国指出,在大学治理主体的结构关系由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化并被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以行政与学术二分法的应然研究范式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大,而必须走向一种由治理规则与治理实践组成的实然研究范式,洞察高校治理的基本机制与逻辑,并推动相关制度的改革[21]。

  进行理论范式的转换,或许可从其中发现不同的问题意识以及更具本土化的理论空间与制度变革空间,找寻制度变迁的逻辑根据、国家高等教育治理的总体特征。这也是突破本质主义国家大学权力观的一种尝试,有利于揭露出被本质主义权力观所掩盖的国家与大学之间更为真切的互动。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范式,为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了一种“微观”线索与解释框架。若从原有规范性视角出发,很难窥探出国家治理高等教育的机制变迁、逻辑演变与变革趋向。因而,在现有研究范式边际效应递减、社会科学研究的启发、本土化研究等问题推动与诉求下,高等教育治理研究范式的转换既必要又可能。在此范式转换前提下,对高等教育治理制度的分析便具有了新的学术视野,可作为未来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方向之一。